欧文亚龙思想中的自由,并非指政治自由,也不是指一个人提升自己的心理觉察而给他的生活带来更多可能性,而是指一种伴随着「巨大责任感」的自由——朱塞琳.乔塞尔
友人对此感到不好理解,难道提升自己的心理觉察而给他的生活带来更多可能性,不是自由?
毫无疑问这是自由,至少是某个发展阶段或历程中的自由,但可能真的不是欧文亚龙思想中的自由,即那种存在意义上的自由。
一个人提升自己的心理觉察而给他的生活带来更多可能性,这是我们一般现实生活层面上的自由。应该属于心理治疗的范畴。朱瑟琳或乃师把它提升为存在意义上的自由而脱离一般生活层面,意图在于强调吧,但没有生活哪来的精神层面的存在意义?朱瑟琳的做法有点象当年的孔子对君子之道的弘扬,不免令人逐渐忘记了如果没有大量的小人的支持,君子是活不下去的。但欧文亚龙模式的工作很有价值,在帮助很多人学会与人相处,重获心灵的自由感,在此过程中治疗师或者还有部分病人都会提升精神层次。
欧文亚龙模式心理治疗重视让人在现实人际关系中舒展生命,隐含着对自我牺牲和责任感的肯定和强调,很少直说,所以恰恰因此不免会无意识地忽视人还需要对现实人际关系有所超越——尽管在意识层面上他们在鼓励人们表达真实的自己。这里所说的责任感不是朱瑟琳所说的“巨大责任感”,而是具体到对每个成员或病人,也包括治疗师个人和家庭的。是治疗指向的关于生活的有限自由的后台保障。
在欧文亚龙模式的治疗历程中,有些漫长的团体或个案,病人在现实生活层面“见诸行动”地犯一些错误造成一些后果又带回治疗空间讨论的现象并不少见。 从当代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因生活的选择权在病人,这样的情况出现是正常的,也是允许的,无须问责于治疗师。但是,既然团体已经形成或者治疗关系已经确立,欧文·亚龙模式的治疗师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或影响了病人的“见诸行动”是否应予审视?前面我提到的“后台保障”其实是部分地缺席或存在功能缺陷。这是对人性追问很深的存在主义哲学的痼疾。
与之比类,孔子很强调君子之道,说的太多,以至于后世人们忽视了“仁”“恕”中所包含的悲悯和宽和、接纳。事实上,君子生命的舒展常常得益于与小人的良好合作和相互支持并对包含小人们在内的群体的道义和责任感,同时在精神上有高度的超越。北宋的邵雍堪称这方面的典范了,还有一个人就是明代的王阳明。他们的生活展示了内外世界相和谐的存在形式是可能的,尽管在发展历程中一样有波折。
世俗生活永远值得改变;世俗生活永远改变不了;个体的自由在既积极改变现状又安然接受现状的综合心态中铺展着更多选择和更多可能中,此外没有了。这就是当下的真谛。
——在西山空间里读到的。有感觉。论坛里需要及时更新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