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 |
发表于 2009-4-15 17:50:27
|
显示全部楼层
(续)基于以上论述,我想一谈对精神分析长达数年之看法。首先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并非都是一回事。精神分析素有长程的传统,并非今日之变化使然。对相当一部份的客人,这种长程的精神分析,它本来就与严格的病理学意义上的治疗不太一样。许多西方客人做精神分析,并非仅因为要消除症状,而更像是为了一种“自我实现” 。弗洛姆曾直截了当将精神分析分成灵魂的治愈和适应社会两种。因此某些精神分析像是西方的“禅宗修练”。自我实现、精神修练是一个一生的过程。几年之内,转化长久形成的性格,会是太长的吗?关于它成为少数人的奢侈品,不错,精神分析的对象常是受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为公平原则,只有靠公费医疗来支持,则责任在于国家,不在于精神分析师。即令如此,接受分析者可能仍将是少数,因为它对客人的要求是高的:客人有起码之悟性,并愿意走此漫长过程。这我想并没有什么不正常,中国当年禅宗之真正修行者也是人口中的少数者。而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治疗和其他流派的心理治疗长度是可灵活多变的,这取决于各种条件,也取决于客人愿意在哪个层次上理解和转化自己。适合于不同人群。心理治疗师因根据具体情况,见机说法,随缘行事。
对于苏文对精神分析未来的展望是我最感迷惑的地方。
关于“适应性”概念。我不太理解何以这样一个概念将摧毁精神分析的意义。
关于精神分析学的生物学趋势。诚如以上所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其实精神分析的发展趋势更向是反动物化的,而不是相反。我所注意到的发生在精神分析学阵营中的一个现象是与神经心理学,婴儿研究的联手。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建构基于如此众多关于婴儿时期的心理发展的假设,因而从婴儿研究的角度出发验证它们实在没什么令人诧异的地方。硕果丰盛的在于,精神分析的治疗实践,婴儿研究会同神经心理学构织出一些完整的画面。这是极令人鼓舞的。这方面首推Allen Shore 的著作:《the affect regulation and the origin of self》。现在,我们获得这样一个视角:人际之间的关系(母婴关系,心理治疗关系等) 对个体之影响可以从人的大脑内部的结构,化学物质的发生的变迁来看。心理分析学家们现在可以从神经心理学的角度获得关于心理治疗疗效的证据。
关于与东方哲学的融合,这是我部分同意苏文的地方。精神分析学所呈现的系统论观点,同样在靠近self psychology 阵营的intersubjectivity 流派有很充分的表达。西方思想长期以来受笛卡尔的“孤立,分离的mind”之桎梏,弗洛伊德当然也不例外。从以上对Kohut思想的描述,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已经开始了的对这种思想的偏移。intersubjectivity 更进了一步。但是说“易经,道家的‘水’哲学是最早,最深奥的精神动力学” ,广义的来说也许还马马虎虎,狭义上来看它混淆了一些并非没有意义的不同。
从实践的意义上来探讨这个问题也许能看得更清楚。如果说 intersubjectivity与东方思想是一种不谋而合的话,西方对东方的融合集中体现在佛教修炼的流行上。一些在西方享誉盛名的佛教传播者本身就是心理学家。Jack Kornfield在成为心理学家以前,曾在东亚出家为僧多年;John Wellwood有两个老师:一为人文主义心理学派的Gendlin(卡尔•罗杰斯的同僚),一为藏教密宗的大师……。然而,也正是这些向东方虔诚学习身体力行的人具体地感受到这些传统修炼方式可能有的局限。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是,这些原在深山老林中修炼的方式如何能体现在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中?Jack在他的畅销书《心灵之路》生动展示了他从和尚回到心理学家的过程。
有一种相当富有代表性的思想:“You need to become somebody, then become nobody.” (你必须先建立起你的自我,而后你才能走向无我)。这种思想以为佛教修炼境界是比较高的一种,但它不能代替低一些的但却是不能逾越的阶段的人格发展:而这些阶段之发展是心理治疗的天地。另外的一种不分高低阶段的思想更多来源于许多西方人的实践性经验:以静坐为核心的佛家修炼不能代替心理治疗。常被举的一种例子是许多达到高境界的佛教修炼者最终需要同时进行心理治疗去超越童年时代的印痕。
我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着思考着东西融合的问题,令人鼓舞的是我所注意到的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我相信整合是一种趋势,但这不是一种简单化瓦解他者的吞并,而是因了整合他者而极大地丰富了原系统的整合。而与此同时,分化依旧在进行,无法被整合的分化流派依旧存在,这保证了知识的继续生长。而实践中,东方的传统修炼方式和精神分析之并存不仅将始终是事实而且是一件可欲之事实。
让我最终提几句有关精神分析实践可能有的对中国人的意义。我曾在以上提到Syminton的一句话令我联想到中国文化中“仁” 的概念。我以为过往中国文化的泛道德主义之流弊在于:一开始就把理想设的太高,修身齐家还不够,还要平国治天下,不治国平天下似乎就无须修身齐家;“大公无私”,“小我服从大我”这一类也许表征一种需经长久人格情感之修养方能领悟的境界却被用行政手段来推行。因此当社会转型束缚尽去之后,过往集体主义式的道德不堪一击,落的白芒芒一片真干净。而精神分析之实践以其平易的“认识你自己” 的路向,培养一个富有责任感的、分化的、能够选择的自我为目的也许能够提升国人之灵魂?不知大陆同仁意下如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