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李雪莲

——易经心理学互联网交流群微课第44次

主 讲：颜 浩（西山） 录音整理：辰悦

2018.6.6

最近网上爆发的一件事情，就是崔永元怼冯小刚、刘震云，其实双方都还是我比较敬重的文化名人。我不去评判它的是非对错，但倾向于比较同情崔永元。他感到感情上受到伤害，被欺骗了。我觉得《手机》是一部很不错的电影。冯小刚的电影除了技术以外，几乎就完全取决于刘震云的写作深度和真实。尤其我比较称道的是《我不是潘金莲》这部电影。当然还有很多，如《一九四二》等等。如果不是因为电影如此卖座，刘震云的艺术生命会不会转入地下持续？这么说，还要感谢红二代的制片人二王，保护了作家的创作。资本其实不象一些人说的那样可恨，资本能和红二代结合，得益于上世纪末的改革开放，当然在今天红色资本也会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阻力。

我觉得刘震云是在这个时代比较稀罕的，是少见的一个持批判现实主义立场却没有被压制雪藏的作家。应该说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我们多数老百姓的心声，写出来的作品都对现实世情人性做了一些几乎是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揶揄，是少有的敢说真话的作家。小崔是一个正直而清醒的人，却相对比较孤立，缺乏刘震云那种既托庇于庙堂又现身在江湖的游刃有余的智慧。我相信有很多人不希望他们之间掐架，也注意到，刘震云一直没有回应小崔的攻击，之前《手机》事件也曾主动向小崔道歉多次，为一个界限不清模棱两可的映射而道歉。而冯大导演有多么自恋，认为只是开玩笑，多么不在乎别人的感受，几乎是无声地碾压着小崔，这是一种心理病态。

《我不是潘金莲》也是根据刘震云的小说来改编的。在改编的过程中间，为了能够得到发行和传播的权益，已经做了一些润色和修改，它的原作应该更为犀利。我们在《我不是潘金莲》这个故事里边，也看到了一个愚者的形象，就是我们的主角李雪莲女士。这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愚者，但是和原型意义上的愚者又有所不同。在她身上，其实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些愚者的执着，但是同时也看到了一些智者的妥协。只不过这个智者妥协的这一面没有得到及时的接纳和认可，反倒又把愚者这一面再次挑动了起来，所以使得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一个给政府，也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很多的麻烦的一个人。

故事的开始是这样的，李雪莲跟自己的老公做了一个假离婚。这个假离婚貌似是为了老公在单位里面能够分到一套房，然后好从乡下搬到城里边。为了这个目的去办理假离婚，这样一种事情可能已经不是新闻了，是社会上已经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人们为了多分房或者多生娃，或者是拆迁的时候能够多得到一些补偿等等，在钻所谓的政策的空子，那换句话说这个政策也确实留了很多的空子让老百姓来钻，这个也不能仅仅怪老百姓不诚信。一个私人财产和权益得不到充分保证的社会人们往往急功近利，很难诚信守本分。当李雪莲和老公秦玉河完成这样一个策划之后，秦玉河却趁机把假离婚当作真离婚，把李雪莲甩掉了，另外找一个人结婚成家搬到了城里那套房子里去，把乡下的房子扔给了李雪莲。李雪莲觉得自己受骗了，上当了，于是要讨一个公道，所以他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法官王公道。这也是一个隐喻，就是李雪莲要的是公道，但是公道姓王。我们从整个片子里边看到的这个公道的发展演变过程，确实可以看到它王的面目。也就是说，包括李雪莲本人那种告状的方法，跪在地上，写一个大大的“冤”字举在头上，这是典型的旧时代的一个做法，叫拦轿告状——老百姓有冤情的，拦住官员的轿子。也就是说在李雪莲的心目中或者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这个天下可能跟旧时代封建社会没什么两样。所以这个隐喻很有意思，这公道是王的公道，不是公民的公道。

李雪莲的个性也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朴实的，普通的，或者说原始的个性，就像一个古人一样，非黑即白。她眼里边儿容不得半点沙子，掺不得任何中间状态。但她又难免世俗沾染，也会作假。现在她想要回她的清清白白，明明白白。她在这个假离婚案件里边——尽管假离婚这件事情她是始作佣者，也就是说恰恰是她自己设计了这么一个假离婚的圈套，结果把自己给套进去了，这是她本不该有的小聪明——但是她真正的冤在于什么呢？在于她老公对她的背叛所带来的一种伤害，没有得到一个平复和道歉，所以她才要告状。然后问题是她所办的所有手续从法律程序上来讲，却是完全合法的。也就是说她这个告状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注定是要失败的。

所以这个县法院王公道法官做出的正确判决，无法抚慰李雪莲受冤屈的这份心境。所以她就按照程序不服判决，决定要上诉。她去找这个县法院的院长，叫荀正一。

荀正一是在一个很有意思的酒宴上出场的。就是前任法院的院长，已经退休了，那么现任法院院长在前任法院院长金婚的时候就举行了一个宴席，邀请前任法院的院长夫妇出席。然后在这个金婚宴席上，一个大概是办公室主任或者什么的角色吧，就拍马献媚要套取这个前法院院长能够把婚姻持续这么久的一个秘诀是什么。结果院长说，是一个忍字；院长的妻子更加直接，说是一忍再忍。他们道出了他们这对夫妻金婚的真相就是忍。通过忍才维持婚姻的长久，其实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隐含的背景。大部分人的婚姻都有不如意，可能十有八九吧。这从侧面来折射，就是说李雪莲和她老公的这个婚姻里边，存在着隐含的问题，这些问题没有揭开盖子。不揭开盖子，结果就是：她的秦玉河利用了李雪莲的单纯轻信，计中有计，成功地从李雪莲这儿逃脱，去另组家庭了。李雪莲在这个荀院长荀正一这里没有得到耐心的对待，相反是那个办公室主任用花言巧语连哄带骗尽快地把她摆脱了。这种做法跟秦玉河的做法很相似，让李雪莲放弃上诉，决定上访。这里又隐含一个世情，就是法律不能真正管用，行政权力才真管用。

李雪莲在这个时候身上体现出来的就是典型的愚人的这个风格，就是莽撞、大胆、不顾一切。所以在荀院长这儿没有得到一个正当的解决以后，李雪莲采用的方法就是古人的方法，去找县长，去拦县长的车子。县长叫史为民，这也是一个谐音，就是为老百姓，为民服务的意思。当时史为民看到李雪莲采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拦住他的车子来喊冤，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缠的对象，他就开始糊弄李雪莲，说他去帮她找县长。其实他自己就是县长，当县长离开后，围观的老百姓悄悄地告诉李雪莲，这个人就是县长。县长金蝉脱壳，进了县政府大门以后就从后门溜走了，因为他认为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就把李雪莲推给了信访局。

接下来的问题就愈演愈复杂了。这个李雪莲由于在县里边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对待，于是就到市里边去，到市政府门口，坐在那儿，举一个牌子。市长蔡沪浜先是拿出官架子来训手下，但是实际上又怕染事，于是为了应付上面的领导来检查，他就交代这个手下人一定要把这个女人给弄走。手下人把李雪莲请去喝茶，当然这是一个委婉的说法，实际上就是非法拘禁。非法拘禁，这个在维稳的年代，在维稳的手段里边就算是比较严厉的一种。不过它也有另一面，就是因为快靠近年底了，那个干警在找李雪莲谈话，准备把她放走之前，拿出了一些年货，让李雪莲带回去。这个也算是一种安慰。因为被关了几天，李雪莲真的是怕了。于是她就回去问老牛：“我值不值得去告状，去折腾？”她问的是圈里面的一头老牛，其实是跟自己内心的牛在对话。牛嘛，我们都知道牛有一个劲儿，就是犟。那李雪莲的内在肯定是有一头老牛的。那么她跟老牛的对话，实际上是跟内在的这股犟在对话。我到底要不要去折腾，去告状？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我从秦玉河那儿直接能够讨到一个说法，那也就罢了，我就可以不再去告状，不再折腾这个事儿了，只要秦玉河能够真的给我一个道歉。这理应是个正解，但她低高估了秦玉河。

当她来到了秦玉河所在的工厂，流着眼泪说出自己内心的真情的时候——这个秦玉河确实是一个小民吧，他没有办法面对自己良心的一种愧疚和折磨，倒过来继续去伤害李雪莲。他不仅没有为自己对李雪莲的欺骗行为而道歉，相反说出李雪莲的一个隐私——就是在他们结婚的时候，李雪莲已经不是处女，作为自我辩护的理由。这相当恶劣！更要命的是，秦玉河当时给出的这个评价是：你叫李雪莲，还不如说你是潘金莲呢。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李雪莲就受不了了，她非常的痛苦和愤怒。她不仅没有得到应得的安慰和道歉，相反被激起了新的愤怒，她必须要去洗清自己到底是不是潘金莲这么一个被加在身上的恶名。出于刻骨的仇恨，她想要谋杀秦玉河。她先是找自己曾经照顾过的一个弟弟，这个弟弟拒绝去杀人。然后找到一个屠夫老胡，那么屠夫老胡杀人的条件是要先跟李雪莲睡一觉，然后才能去杀人。这对李雪莲来讲，其实就面临着一个考验。如果她跟这个屠夫老胡真的睡觉了，然后再去杀掉秦玉河的话，那么实际上她就成了潘金莲，这个跟历史上发生在那个叫潘金莲的女人身上的事情，就变得一模一样。更何况老胡也许占了便宜不办事呢？既然有可能会成为潘金莲，李雪莲却提出了一个更高的条件，她把更多的名单列到了上面，包括法院院长王公道，都列到了杀人名单上。这当然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情，那么这个屠夫在这个时候就怂了，他觉得很不值当，为了跟这个女人睡一觉去要杀那么多人，觉得很不值当。李雪莲逼退屠夫老胡之后，就觉得看来是没有别的道路能够为自己带来清白了，她怨恨所有这些男人们，要去控告一连串的对她造成“不公”的这些人。实际上呢她始终没有办法理解的就是：从法律上讲，从法院院长王公道开始，包括县长、市长，其实对于这个李雪莲本人都没有恶意，他们都是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做着他们可能会做的一些正常的事情。当然了，他们其实也都没有体验到，或者体谅到李雪莲内心的痛苦和愤懑。他们更多的担心是上面怎么说，领导怎么看，更多的是想把这个事情尽可能地糊弄过去。那么带着对政府、对秦玉河、几乎对所有这些人的深深的失望，李雪莲决定去北京。去北京先要找一个落脚点，她是谋划好的，找一个落脚点，然后再寻找机会去接近可以告状的地方。但实际上她是两眼一抹黑，她是真正的愚者，她根本不知道到北京该怎么找到那个相关的衙门。

那就先找了一个叫赵大头的厨师，中学同学，落个脚。碰巧的是赵大头这个厨师所在的宾馆接待了一大批本省的人大代表。这个正好是人大会议期间，那么中国政府在人大两会期间对安全保卫是控制得比较严密的，生怕出岔子。但是在十多年前或者二十多年前，可能因为刚开始这个事情还做得不是那么周密，所以尽管在监控之下，李雪莲还是找到了赵大头，并且在赵大头的帮助下住在那个宾馆，住在了赵大头的那个工作间里边。这个宾馆在很大程度上有点事类似于那种省驻京办事处的这么一种特点，所以省长储敬琏带领本省的人大代表都在这个地方居住和开会。他在组织省里面的这个小组讨论的时候，中央有领导来了。李雪莲抓住了这个机会，在中央领导的车前拦车告状，中央领导就带着这样一种不愉快的愤怒进入了会场。虽然说他声明不发言了，但是按照这个既定的程序，最终人们还是期待中央领导能做一个指示的。这位中央领导就把他的愤怒宣泄出来了，当他说到贪腐问题的时候，这边有一个细节要注意，他让所有的记者都离场，不要再拍了。然后他开始说真正核心的问题，就是关于贪腐，关于官员的不作为，他就提到了他被拦车告状的事儿。他表达了一个困惑：为什么就是一个离婚案子需要弄到北京来？各级官员在干什么？是不是层层不管，推诿，刁难？由于他发出了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号，储省长就非常的担心和害怕，于是回去以后就雷厉风行地处理了一批干部，试图把这个事情解决掉。但是处理干部是没有用的，因为案子的重点并不在于这些干部的作为或不作为，而在于李雪莲内心的那个疙瘩始终没有解开，而且旧恨未除又添新伤。她现在需要做的事情是必须要洗清楚“我不是潘金莲”。她仍然会跑北京，因为她发现自己抓住了这些官员们的一个软肋——她只要跑北京去告状了，这些官员就被她控制起来了，这些官员们就会围着她转。这其实正在发生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就是李雪莲把各级干部们耍得团团转。李雪莲是不是故意要玩这个游戏？应该说不是的。李雪莲只是在给他们施加压力，希望他们再把压力传递到秦玉河那边，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处理，同时也宣泄自己对各级干部的不满。但是呢，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边，这个事情始终没有得到一个真正的处理。秦玉河依然过着他的不被打扰的生活。李雪莲不再直接去面对秦玉河，是因为她对付不了秦玉河的阴狠刻薄，而折腾这些一心保住乌纱帽的官员们则比较轻车熟路。

十年后，李雪莲仍然在告状，她已经成了一个上访的专业户。新任法院院长王公道必须要截留她的上访，要跟李雪莲斗智斗勇，套近乎，他的嘴巴都变得很甜了，完全没了当年的官腔，倒过来跟李雪莲攀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新任的县长郑中也是牛逼哄哄的，要求李雪莲写下保证书。结果所有这些措施其实就把李雪莲逼成了刁民，李雪莲本人已经明确地说了：十年过去了，她的劲已经差不多泄了，她不想去上访了，也不想去告状了。但是偏偏法院院长、县长都不相信。不过话说回来，有可能前几年李雪莲也都这样，嘴上说不去告状了，但是一旦开两会就跑到北京去了，所以给这个当地的领导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被动，所以这些领导们没有办法再相信李雪莲了。市长马文彬倒是一个特别擅长思考问题的官员，他决定亲自出马来说服力李雪莲。那么几乎毫无悬念的他也败下来了，他们这些做官的始终没有明白他们到底败在哪里，没有人能够相信老百姓内心真的有一头牛，一头沉默的牛。最终他们出了一个下策，派了四个干警日夜看守，不让李雪莲进京告状。维稳工作大部分都是在这种下策水平上运行，是因为他们真的跟老百姓不贴心。

那么前面提到的那个赵大头，我估计也是因为那次事件的影响，他没有办法在北京呆了，回到了家乡。他要继续追求李雪莲，希望李雪莲成为他的新任的妻子，他的妻子刚刚去世，他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他就帮助李雪莲一起灌醉了那些干警，然后帮助李雪莲逃脱了监控，用摩托车载李雪莲来到一个小旅馆里面，这个地方已经是安徽省黄山市的地界了。在这个小旅馆，他霸王硬上弓，几乎是以强奸的方式搞定了李雪莲。对于李雪莲来讲，她已经很多年没有这种男女关系、男女之情的体验了，所以她几乎是享受了被赵大头的征服。两个人就开始有了一段甜蜜的恋爱的时间，他们在黄山上旅游，把本来是要逃出去告状的时间都用于游玩——她原本就不想去北京。但是当地的政府却在到处布控，在交通要道、高速公路和铁路等方面布控，就为了把她截住，却又始终找不到她这个人。然而世界上的事情往往也是扑朔迷离的，就在李雪莲沉浸于这个甜蜜的爱情，想要开始新生活的时候，她却发现原来自己未来想要嫁给的这个赵大头却跟法院的一个叫贾聪明的庭长串通好了，希望能够为政府办点事情，来换取自己儿子有一份正式工作。所以在他和李雪莲的这个爱情里边，恩，我们不能说这个爱情是假的，这里边是有真的成分的。他可以说从初中时代开始，十多二十年就暗恋李雪莲的，他是真的要把李雪莲娶为妻子，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在利用这个事情，为自己谋点利益。所以当李雪莲发现自己被出卖，被欺骗了，她就愤怒地甩开赵大头，再赴北京。她这一路发着高烧，可以想象，她这个事真的是逼上梁山心力交瘁了。一个人能够在这样一个重病的情况下进京去为自己那个几乎是不可能胜利的事情去折腾，也真是其情可哀啊。她的躯体很明白事情的发展偏离本心越来越远了，所以在竭力抗拒。

两会临近了，在进京的所有道路上都有警察在布控着。这些警察上每一辆公共汽车去查身份证，但凡没有合法身份证的，或者是属于内部控制的人员，肯定就不会让他们进入北京。而李雪莲自己的身份证已经遗失了，并且发了高烧，警察请她下车的时候，旁边一个军队老干部模样的人就为她发声，保护李雪莲。于是警察就不得不说：我们会派车送她到附近的医院去救治。她就被送到了牛头镇的卫生院，在这我们又见到了一头牛啊，牛头镇，老百姓真的像牛一样。这个政府调动那么多警力来维稳，这个事本身也是很蹊跷的，因为调动这么多警力都要用纳税人的钱，但是却用在对人民的防控上，这多么荒诞。

话说李雪莲待在这个牛头镇的医院，由于她身边没有钱，没有办法支付医药费用，于是牛头镇卫生院就派一辆救护车把他带进了北京去找农贸市场的表弟讨钱。而实际上地方政府的截访人员早都已经渗透到了北京，这个法院的王公道带了一帮人，包括贾聪明在内，已经在农贸市场里边蹲守着了。所以当李雪莲带着卫生院的司机到农贸市场去要医药费时，家乡法院的人、干警们就冲了上来抓住了李雪莲。正当冲突不可开交的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又出现了。县长郑中赶到了，他坐飞机飞到了北京。他来就是告诉李雪莲，秦玉河死了。我们说秦玉河，也是冥冥之中有折磨，得果报吧。
   秦玉河死了，还要不要告状？李雪莲说：“我告你们!”但是这个法院的贾聪明又开始糊弄人了，他说：“秦玉河是这个案子的根，根没有了你告什么呀？”然后李雪莲就“信以为真”，就坡下驴，在那里痛哭：“秦玉河你这个畜生，害了我一辈子，你死了，扔下我怎么办？”她貌似没有对手了，也就顺便把各级政府干部们给释放了。

郑中见到了作为人大代表的马市长——现在各级领导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越来越高了——马市长在这个时候发表了一番感言，也是一份思考。可以说，作为一个思想家来讲，他句句说的是实话。他对郑县长说，这次成功的截访，靠的是一个意外，不是你们的努力。所以从中也说明一些问题，说我们的官员啊，都是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并没有真正地去体恤和体谅的老百姓生活的疾苦，所以才导致问题的层出不穷。马市长确实是一个很善于思考的人，但却也并不是一个具有一种现实的真切的共情能力的人。他总是飘在头脑的层面上，不能真正地体谅手下人的辛苦，也无法设身处地去感受普通农妇李雪莲的苦衷。

李雪莲大病了一场，她想上吊自杀。这个时候范伟出场了，作为一个果园的老农，他拒绝李雪莲在自己的果园吊死，而要把李雪莲推到他的竞争对手老曹的果园去。可能这个黑色幽默使得李雪莲感悟到了生命的可贵和不易。所以在几年以后我们看到的场景是，李雪莲终于找回了她自己的生活，她在北京开了一个牛骨汤面馆，这本来就是她的老本行。然后巧遇了十多年前被撤的那个史为民县长，这个史县长已经是一个木器加工厂的老板，他离开官场真正获得了自由，看上去这个人虽劳碌奔走但气色还不错，比起当年做官来讲，清朗了很多。在他们俩的交谈中，也揭示了整个剧的谜底，假离婚真正的原因其实是为了多生一个孩子，而结果由于这个弄假成真，李雪莲的心情不好，导致了本来怀孕那个孩子也流产掉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决心要跟秦玉河打官司，要告状。她是为了自己的孩子的复仇来告状，这才是她真正打这个官司的原因。当然了，后来这个原因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偏离得离谱，以至于飘向了“我不是潘金莲”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主题上。史县长，或者说这个史厂长，最后说：“往事如烟，不提也罢。”李雪莲也同意了这句话。

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或许说我们还需要问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个人的尊严，关于心灵中的事实真相，它跟现实生活的利益之间，究竟哪个更重要？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是包括这些官员们，包括秦玉河以及秦玉河工厂里的同事们，他们的观点都是过好每一天，现实生活利益更重要。但在李雪莲这儿，我们看到的是人的尊严，人心灵中的那个真相是更重要的。这点我也是特别佩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湘赣地区的百姓啊，依然有那种淳朴的民风，那种倔强的个性，就像一头沉默的老牛一样，他们认定的事情，是要坚持到底的。他们不想被现实生活的利益所左右，想讨一个心灵的舒坦和公道。而这样一种心灵的舒坦和公道，恐怕只有在公民社会才能够赋予。而在一个王道的社会里边，会有一个所谓的集体利益，或者国家利益，或者王的利益凌驾于小民的利益之上，凌驾于你心灵的需求之上，凌驾于真相之上。第二个问题可能是：既然始作俑者是你，你为什么就不能够很好地接受这个事实呢？明明是你提出假离婚的，活该，你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有什么资格去追求所谓的尊严？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犯错误的愚蠢的农妇是否不再有资格去追求关于人的尊严了？我想这个答案也是不言而喻的。犯错误的人，也是一个人啊，应该有人的基本权利。

作为愚者原型来讲，愚者往往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愚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坚持，最终得遂所愿，当她得遂所愿的时候才能领悟自己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在这我们看到的是李雪莲一开始要寻求的是一个心灵的真相，就是我们的离婚是假的，不是真的。那这个心灵的真相呢，是她所认定的真相，其实在那个真相下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秦玉河耍了我，我不甘心就这么算了。我发现所有的人，包括王公道都在回避这个瘌痢头上的虱子。她没有办法为被秦玉河的这个耍弄去争一口气，她只能去抓住一个她注定会失去的立足点，就是说我们的离婚是假的，但是所有的证据却只能证明他们的离婚是真的。所以愚者在这第一件事情上，她没有得遂所愿。她的诉求偏离了那个公开的秘密，为什么？会不会因为她也不想面对这个丧失尊严的事情，而视之为丢面子？抛开这个核心问题试图通过枝节清理找回面子，与修复尊严无异南辕北辙。

那么在第二件事情上，她要证明“我不是潘金莲”。经过了多年的挣扎，其实在第二件事情上，这个几乎不需要去证明的事情上，她也没有得到任何的证明。我们说不需要证明，是因为其实是不是潘金莲，在我们看来并不那么重要。一个人只要内心清净，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能够让自己良心安稳的，那么是不需要去拒绝外在的名声是什么样的。但是生活在我们中国乡村社会的这个李雪莲，可能不具有我们所拥有的这样一种胸怀或者说境遇条件，她必须要为自己的名誉而奋斗，她不能让乡人在背后指她的脊梁骨，去指指点点，去说三道四。即使实际上并没有人在她背后说三道四，去指指点点，她内心也会有一个超我，一个道德评判者，是绝对拒绝，不希望自己被人说成，“尤其是被秦玉河这个畜生——这是她的原话——说成自己是一个潘金莲”。这是她绝对不能容忍的。那么这个愚者，对于第二件事情的寻求清白，也依然没有得到一个满足。

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她对各级官员的这个愤懑，这些官员不信任她，不体谅她，也不能提供有效的帮助。应该说她是那种在乡村少见的，根本就不怕任何官员的农妇。应该说，不怕官，这个在中国的民间，老百姓里边是有它的传统的。从陈胜吴广起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样一个口号喊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中国老百姓内心深处，真的有狂狷的，不怕官的这一面。虽然说几千年来我们都饱受了官僚体系的伤害，但是这种不怕官的精神在民间依然没有灭绝。他之所以不怕官，是因为他相信人心自有公道，在中国历史上，在我们的文化里边，也有大量的一些戏剧，都在表演那种清官为民做主的这么一个思想，比如说包拯，都是我们树立起来的一种民族英雄的形象。由于大量的这些文艺作品的熏染，使得老百姓从来没有丧失过对于正义的期待和渴望。碰巧李雪莲就是这样一个人，她真的对正义、对公平有着强烈的期待和渴望，所以各级官员对她糊弄、推诿，令她相当的愤怒，她必须要找到高层来，她期待的是高层能够真正地为她做主，但实际上高层除了给下层施加压力以外，并不会具体地为她来解决问题。所以这反倒形成了一个怪圈，使得她和基层的官员都处于一种循环对抗游戏之中，大家都不得安生。同样经过十多年的挣扎，她的第三个诉求也没有得到满足。只是，搭进去最美好的人生光阴远超所需，颇为不值。

正是因为这三个诉求都不能得到满足，再加上秦玉河的死亡，使她失去了心理上的支撑，她才想到要自杀。这个自杀是形式上的，仪式性的结束过去的我，为真正的我的苏醒和复活赢得机会。所以当李雪莲在北京开了一个牛骨汤面馆的时候，我们知道愚者所有的努力，最终的目标指向，这才真正地呈现出来。这就是她所要的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刘震云在这儿设的也是一个埋伏，就是那个史为民县长之所以要金蝉脱壳，逃离李雪莲，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隐喻，就是离那事儿远一点，你才能自由。那么李雪莲经过了十几年的挣扎，最后也离开了那件事情，从而获得了自由。我们看到最后是两个自由人再次相遇和彼此安慰。李雪莲十多年的挣扎上访，是意气用事，是表层社会面自我的宿命，表现为被境遇催逼和跟境遇较量的一体两面，而深层真我一直想要的是能够安处于境遇中的自由。表层自我如皮球，内心真我如流水。

应该说刘震云讲的是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故事，如果哪一天刘震云的故事都没办法拍成电影，没办法传播了，那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人都没办法自由呼吸了，幸好事情还没坏到那一步。人们目前的这个生活状态，就在一种弹性的空间里面，你活得不舒服、不自在，但你还不至于毫无希望、毫无活路，那么在这样一种临界状态或者是中间状态，怎么样才能让你活得更好一点呢？那就学学李雪莲吧，去为自己内心的那个不平，那个愤懑去奔波，去战斗。你的聪明只能用在怎样更好地战斗上，抓住重点，不偏离主旨，在该放手的时候放手，而不是直接就放弃战斗。如果有大量的愚者都在为自己的权益而奋斗，大家都会活得更自在一点，更舒服一点。如果你试图做一个放弃战斗的聪明人，那么聪明还会被聪明误，就像片中那个法院的贾聪明一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有一天，作为那样一种聪明人，你会发现你的生活领域越来越狭窄，越来越没有你说话的余地。所以我们既要有皮球一样不屈服的崔永元，也要有流水一样自在的刘震云，这两面都很重要。往往，不经历皮球，也做不到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