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英雄（6）于谦

——易经心理学互联网交流群微课第62次

主 讲：颜 浩（西山）

录音整理：辰悦

2018.11.21

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讲一讲于谦。一个民族的英雄怎样产生，恐怕与这个民族的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中国古代英雄跟孔子孟子的教导不可分割。于谦，这个人一身正气，没有半点邪念，是一个笃信孔孟之道的君子正人，走的也是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于谦是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生于1398年5月13日，死于1457年2月16日，字廷益,号节庵。他是明朝著名的大臣首辅，也是我们民族公认的民族英雄。在杭州一带，人们把岳飞、于谦和张苍水三个人并称为西湖三杰。

于谦七岁的时候，有一个和尚很惊奇于他的相貌，说：“呦，这可能是将来拯救世界的宰相啊。”少年于谦，机智过人，非常善于诗歌和对联。八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穿着红色的衣服，骑着黑马，邻家的老者觉得很有趣，就说：“红孩儿，骑黑马游街。”于谦应声而答：“赤帝子，斩白蛇当道。”对得非常工整，而且这个引用的故事就是刘邦当年斩白蛇起义的这么一个典故，可见有非同寻常的气势。这也说明他的一生的使命可能就是要解决一个问题，拨开那拦路的“白蛇”。十二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在山里边看到窑工烧石灰，深有感触，就吟了一首《石灰吟》，成为千古名篇。“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清清白白做人，这可能就是于谦为人处事的一个理想的境界，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我根据时间的先后大概分三个方面来谈谈于谦的一生。

第一，儒生良臣，清风两袖

永乐十九年，二十四岁的于谦登科为进士。宣德初年，被升为御史，御史就是相当于中国现在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吧，采民风、管官风，专门负责监察地方政府的工作状态。汉王朱高煦叛乱的时候，明宣宗御驾亲征，于谦跟随一同前往。大兵压境，汉王因为恐惧就投降了。于是明宣宗让于谦数落汉王的罪名，于谦义正辞严，朗朗有声，汉王朱高煦趴在地上浑身发抖，明宣宗对于谦的才气非常满意。于是明宣宗就任命于谦巡抚安查江西道，宣德五年又以兵部右侍郎的身份巡抚河南和山西。于谦在外巡查的过程中间，平反昭雪了被冤枉的好几百个囚犯，并且奏报各地地方官员骚扰老百姓的情形，于是皇帝派御史去逮捕那些官员。皇帝知道于谦可以担当重任，于谦果然也不负皇帝的期待，在所辖的地区内访贫问苦，考察官员的业绩，革除一些弊政，并且跟皇帝保持良好的沟通，及时上报一些情况。

封建专制王朝的朝政总是会深陷在各种权利的漩涡之中的，明宣宗时期也不能例外。正统年间，宦官王振专权，擅作威福，弄权纳贿，外廷的百官和大臣也开始取媚于王振。朝会期间觐见王振要交银两，要交到千两白银以上才会得到酒食招待。但是于谦每次进京从来不带任何礼品给王振，有人劝他：你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就不能带点土特产去吗？于谦嗤笑一下，甩甩两袖，说“只有清风”，两袖清风这个词就是从这来的。

于谦是一个不愿意同流合污的正人君子。于谦不怕得罪人，在官员中间正气凛然，也使得一些官员对他很倾心，很佩服。当时来说，绝大多数官员都是通过科举考试上升的知识分子，他们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和浸染，身上的正气还是比较充裕的。整个官僚体系，虽然说难免有腐败，但是整个大局依然掌握在知识分子的手中，不像万历朝以后的样子。如果连知识分子都腐化堕落了，那这个王朝也就没有希望了。

第二，土木之变，保卫北京

正统十四年秋天，由于蒙古瓦剌军袭扰边界，年轻气盛的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蛊惑下，幻想着能够像当年他的曾祖父朱棣那样进入漠北草原，建立军功，所以不听劝阻，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就亲征瓦剌。

瓦剌就是蒙古族的一个支系，在有的文本里面被翻译为卫拉特。在明朝衰落后瓦剌曾经西迁到了今天的哈萨克斯坦一带，在清乾隆年间又万里东归，最后被安置在巴音郭楞。明英宗正统年间，瓦剌成为边境上的一个祸患。

由于王振完全不懂军事，以及在虚荣心的驱使下，希望把军队带到自己的家乡去耀武扬威，后来又顾虑到军队到自己的家乡可能会踩坏庄稼地，怕遭乡亲们的谩骂，所以又临时改变行军的路线，这样一来就错过了战机。结果在土木堡，明朝数十万大军就被也先率领的瓦剌军围困了起来。这个地方缺乏淡水，根本不够供应大军日常所需，于是王振又下令移营，但是这个移营的命令刚下，整个部署就彻底地打乱了。也先就挥军直接进攻明朝军队，于是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的明军被蒙古军队一举击溃。六十六位大臣战死，明英宗成为也先的阶下囚。

土木堡之变的这个军情传到朝廷，整个明朝朝廷都震动了。国君在别人的手里，明英宗成为也先手里的一个筹码，也先挟持了明英宗，可以向明廷提出各种各样的无理要求。北京城内人们惶惶不可终日，许多富贵人家都已经收拾细软向南逃亡，朝廷的群臣也是彼此错愕，束手无策。皇太后和皇后收集了一些财宝，用马装载了送到也先的大营去，希望能够赎回明英宗，但是也先想要的可不是这些赎金，他想要更多。也先带领军队直扑北京城。北京城离草原实在是太近了，就在我们今天，如果从北京城开汽车到河北的张北草原，也不过几个小时。那如果是也先骑兵的话，在一天之内几乎就可以扑到北京城脚下。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存亡、民族安危的重要关头了。

大臣徐珵擅长星象，他声称星象有变，朝廷应该南迁，南迁到南京，因为明朝是双都制，南京是一个陪都，一应俱全。如果迁到南京，整个行政体系是立刻就能够运作的。但是如果朝廷南迁，势必整个北方就难保，那么历史又会重演当年宋朝南渡时候偏安半壁江山的悲剧，所以于谦站了出来，他坚决反对南迁。于谦说：“言南迁者，可斩也。北京是天下的根本，如果动迁，那么整个大局就会倾覆，难道大家不了解宋室南渡的故事吗？”在我们上次所讲的岳飞的故事里面，那个康王是一心想要南迁，在商丘继位以后根本就无法在那里安顿。先逃到了江南，再逃到杭州。结果北方诸镇就陆陆续续丢失。尤其是杜充领兵的时候，擅自把人马一直撤到了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城，整个中原丢失殆尽，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

明英宗亲征的时候，命令自己的异母兄弟郕王朱祁钰监国。朱祁钰支持于谦的看法，于是南迁的动议就被废弃，大家开始考虑怎样守好北京。保卫北京需要上下同心，团结一致。而在北京仍然有王振的余党，正是因为王振不顾大家的议论、看法，策动明英宗亲征，才导致了土木堡之变，所以当朝廷的大臣们开始议论王振的不对的时候，王振的亲信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居然拎不清形势，在上朝的时候臭骂、驱逐正在议论的群臣。大家对马顺平日里边狐假虎威就已经非常的愤怒，见他这个时候仍然如此的嚣张，结果就义愤冲天，不顾大臣的体面，冲上前去一顿老拳。这些书生出生的大臣，居然在左顺门将锦衣卫指挥使马顺活活打死。监国郕王看到这样的场面非常的害怕，想要离开，于谦一把拦住他，让他宣布马顺死罪，赦免众大臣之罪，情势才稳定下来。然后，郕王做一个顺水人情，把王振的余党毛贵、王长随等从内宫里边找了出来，交给大臣们打死。这些都是读书人出生的大臣居然在朝廷上如此殴打一个锦衣卫指挥使，可见这种愤怒已经积累了多深。也正是因为于谦拦住了郕王，保护了各位行凶的大臣，所以大臣们也铁了心来支持于谦，更何况于谦历来在大臣中间素有威信。

国家不能没有一个核心，不能没有一个名义上的领导者，于谦希望监国的郕王能够担当大任，郕王非常害怕，逃回了自己的王府。但是于谦带领众大臣再次把他请了出来，并且得到了太后的支持，郕王终于鼓起勇气来接掌这个国家。这就是明朝历史上的景泰帝。郕王成为景泰帝以后很快就投入到自己的角色里面，反对南迁，立足抗战，并且任命于谦统一指挥北京保卫战。

要打好北京保卫战并不容易，第一是时间非常紧迫，谍报表明也先部队已经在扑向北京城的路上。于谦受命之后，立即奏请调入南北两京以及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队，以及运粮的军队入卫京师。明朝的精英军队已经在土木堡被击溃，现在临时调集的军队除了备倭军都不是特别训练有素的精兵良将，但是毕竟人心渐渐稳定下来了。于谦非常的清楚，保卫北京需要粮食储备。粮食储存在通州，如果粮仓落入敌手，那情况就很严重，但是现在没有人力物力去搬粮食。为了不让粮食落到敌人的手里边，于谦让官军们预支军粮，自己去取。于是官军们都前往通州取粮，很快就把通州的粮食都搬到了北京城里边。

在守城的防务上，于谦认为我们不能守一个死城。传统的深挖沟，广积粮，靠厚厚的城墙抵挡敌人的这个战法其实已经越来越难以奏效。攻城已经有大炮和炸药了。所以，如果不出战，仅在城墙上死守，那就会坐困于城。于谦的做法是把守城的将士立阵于京师九门之外，紧闭城门，靠野战来守城。于谦的做法是很典型的阵地战。他分遣诸将，率兵二十二万立在九门之外，自己也身披胄甲，亲赴德胜门外石亨将军的军中去督战。石亨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将领，曾经在对蒙古也先的战争中取得过多次的胜利。石亨负责德胜门，另外有一些将领分别负责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西直门，阜成门，正阳门和崇文门、宣武门。于谦下令关闭城门，这就像当年韩信背水一战一样。城门关闭了，守军就不可能退回城去依靠城墙的屏障来进行作战了。

于谦在极短的时间内动员起现有的兵力，并且以严格的号令整顿了兵风，所以当也先的骑兵来到北京城下的时候，他们非常吃惊，现在北京城下的这些明军跟在土木堡被自己轻易击溃的明军，气象上完全不一样。中国有一句老话：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在历史上我们也看到了，但凡乌合之众到了韩信的手下就能转化为精兵强将，而在刘邦的手下就会经常打败仗。什么样的军队，再复杂的背景，到了岳飞手里边就会成为勇猛的岳家军，而在刘光世、张俊的手里边，那就经常是骚扰百姓，掠夺人民的军队。将领实在是太重要了。

于谦坚壁清野，把京郊的民房群众都撤离了，百姓都撤到了城中，所有的房子里面都是空的，都潜伏了军人。当也先的骑兵开始突击的时候，于谦命军队假装打败，诱敌深入，当骑兵进入到了民房道路的时候，于谦就令躲在民房里面的火枪手们攻击，结果瓦剌军被打得大败，连也先的亲弟弟都被炮火击毙。也先想扣留明英宗，已经成了一张烂牌，根本就打不出去，还不如把明英宗放回，看一看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效果呢。在西直门、彰义门，瓦剌的军队吃了同样的败仗，五天激战下来，瓦剌军没有占到一点点便宜。而这个时候，明朝各路的勤王兵陆陆续续正在赶来，也先恐怕自己的退路被切断，连夜拔营逃跑，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保卫战意义非凡，它避免了宋朝南渡的悲剧在明朝再次发生，它也粉碎了蒙古的也先图谋中原的企图，从此以后也先已经很难再次组织起大规模的武力入侵中原了。所以明成祖朱棣把燕京定为国都，它的战略意义在此再次显现了出来。北京保卫战胜利之后，于谦开始首创团营军制，加强边防的警备力量，并且委任一些著名的将领来镇守边防。他主张以战求和，很多次地打败了瓦剌军的骚扰、袭扰和进攻，由于对明朝的觊觎越来越没有希望，也先考虑送回明英宗来搅局。

第三，夺门之变，中正速祸

也先说要放回明英宗，景泰帝就非常踌躇，如果明英宗回来，我该怎么样来对待这位兄长？他很担心自己这个王位，于事理上似乎应该交还给自己的兄长，所以他并不同意去迎接明英宗回来。但是于谦责以大义，你们是兄弟情，不能不管这个，既然也先愿意放还明英宗，我们应该欢迎他回家。于是景泰帝派出了使者，使者就见机行事，干脆就把明英宗接了回来。景泰帝亲自到西直门去迎接明英宗，兄弟两个见面的时候执手相看泪眼，在那一刻真的是挺令人感动。但是皇帝这个位置是多么令人垂涎的一个位置呀，景泰帝深知其中的危险和厉害，他不得不把明英宗软禁在南宫。明英宗也知道自己的命运可能就是这样了，自己的弟弟并没有谋害自己，那么就在南宫这个宫殿里边安心地呆下去吧，他并没有想到还会有重新登上皇帝的大位的一天。

可惜的是，景泰帝身体并不是非常的好，景泰八年，景泰帝得了重病，在一次郊祭的时候，他已经无法胜任，就让陪他一起去的将军石亨等人代他完成了这个工作。陪伴在皇帝病榻旁边的石亨心里边却有了一些新的想法。石亨曾经和于谦等人一起打退了也先的进攻，曾经有过很好的合作，但石亨不是一个读书人出身，他是一个边关武将。景泰帝在自己的施政的过程中，生怕于谦功高震主，于是总是稍稍提防着于谦，搞一些平衡。在景泰帝的这样一个小动作里边，石亨、徐有贞（就是那个嚷嚷迁都的徐珵，为了重新发迹改名了。）等这些人渐渐地拥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和话语权，跟于谦悄然地分庭抗礼，成为于谦的政敌。但是于谦作为一个正人君子，却从来心无芥蒂，依然以一身正气来对待他们。那么石亨和徐有贞等人对于谦内心是怀有忌恨的，嫉妒和仇恨。

他们趁着景泰帝重病不起，而景泰帝的儿子也已经夭折了，并没有明确定谁作为储君（原先景泰帝作为郕王监国的时候，太子朱见深是明英宗的儿子，但是被景泰帝废掉了。所以究竟在景泰帝之后谁来担当这个国家的重任是一个悬疑。）的机遇决定建立奇功。石亨和徐有贞等人就想：这不是现成有一个皇帝，现在叫太上皇的住在南宫吗？于是他通过太监曹吉祥暗中征得孙太后的同意，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石亨、徐有贞等人带了一千多名家兵想办法混进了宫禁。由于这个南宫的门是锁着的，他们干脆就把南宫的宫墙给推倒了。听到外边有声音喧嚷，太上皇端上烛台出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完全不知情。这个时候石亨、徐有贞等人就俯下身子去向他叩拜，并且准备好了大轿子，就把他推到了轿子里，然后一直带到了朝堂，并且把他扶上了宝座。等到天亮卯时，群臣觐见。早朝的时候，大臣们发现端坐在朝堂上的不是景泰帝，而是太上皇英宗，非常的惊讶。但是这个时候，石亨和徐有贞等人就大声地宣布：现在由太上皇来主持这个国家了。大臣们开始表示臣服，政变就算胜利完成。

政变的当日，明英宗立刻就下令逮捕了于谦和王文等重臣，并且给于谦一个类似于莫须有的罪名，说他谋立藩王，五天以后就在闹市里边把于谦杀害了。北京的群众们非常的悲愤、痛惜，但是没有办法。而于谦却坦然地受死，毫无惧色。

于谦其实是知道石亨和徐有贞的密谋的，当石亨和徐有贞等人进行密谋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向于谦告发。于谦的儿子首先知道这件事，跑回家敲父亲书房的门。结果作为父亲，却把儿子训斥了一顿：国家大事，你管什么？听天由命吧。按照于谦的实力，手握的兵权，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石亨和徐有贞的叛乱，但是他没有动。他没有动，最终受害的第一个就是他自己。

明英宗也不想杀掉于谦，心里边有所不忍，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再生之恩，如果没有于谦当年的北京保卫战，没有他在景泰帝面前的争取，他是不可能从也先的军营里边会回来的。但徐有贞说：“如果我们不杀于谦，那就师出无名了，总得有一个人作为替罪羊吧。于是于谦就成了一个最好的替罪羊。

于谦手握重权，其实连景泰帝都不是非常地信任他。当景泰帝听说出乱子的时候，他说“是于谦吧”。结果当人家跟他说明白，“不是于谦，是朱祁镇，太上皇”，景泰帝说：“哦，是哥哥啊，好，好的。”自己的皇位被哥哥夺回去，他居然说好。他对于谦看来是真的不了解，他还以为于谦会成为像曹操那样的权臣，相处这么多年，却并没有认识于谦的那种赤胆忠心和堂堂正气，可见这个皇帝的心思究竟是怎么想的，眼睛是怎么长的。于谦也从来不表白自己的忠心。

于谦按兵不动，听由石亨等人谋反，这可能跟当年明英宗土木堡被俘之后，他推动景泰帝上位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就是“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典型的孟子的思想。在他看来，谁当皇帝不重要，重要的是国泰民安，所以以最小的代价完成一个王朝的更替，是他愿意考虑的。有人说他可能是为了朱见深能够顺利地继承王位，所以他默许了明英宗的复辟。但是在我看来，这可能就是他拘泥于孔孟之教，恪守为人为臣的这样一种本分的心理状态和思想状况所致，他只想着做一个正直的人臣，他不去揽权，不谋私利，不结党，只走正道，不走偏峰，始终是持中守正的一个人。但现在，这种姿态害了他自己。

另外一个角度看，难道说容忍石亨和徐有贞等人私自叛乱就是正确的吗？显然在这个地方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于谦完全有能力就在他们叛乱的当晚派兵保护宫禁，使得徐有贞等人的私家兵马无法进入大内，从而挫败他们的阴谋，然后在关于国君、储君等这一系列大事上，运用自己的威信，亲自推动明英宗复辟，或者放弃英宗直接把他的儿子朱见深扶上帝位，都是完全有可能的。总之就是说，这个功劳如果被石亨等人抢走，自己就是死路一条，如果这个功劳抓在自己的手里面，那石亨等人也不见得下场很惨，可能所导致的这个局面会更加平安一些。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

但是显然去做那样一种毅然决然的大动作，确实是于谦有所不为的事情。于谦其实真的不是非常地关心朱家王朝的血脉问题，或许相比较而言，跟于谦合作得很好的首辅之一商辂先生，那就不一样了。他会更加的现实一点，更加切合实际一点，在道德、文章各个方面虽然并不低于于谦先生，但是他会更加关心这些皇子、皇孙们的日常、为人，乃至问寒问暖。因为在古代，这些皇亲国戚、皇上血脉的情况，它意味着是王朝的根本，是必须要加以呵护的。在这个方面于谦显然就不如商辂更成熟。

作为民族英雄，于谦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北京保卫战。他是一个文弱书生，但是却指挥了一次非常卓越的军事行动，创造了一个非凡的战例，这证明了他具有英雄的胆略和气魄。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就是怎样堂堂正正地做一个无私的人。当他被行刑的时候，刽子手都无法克制自己的个人情感，甚至锦衣卫指挥使的武官们都冒着政治风险，祭奠他的亡灵。于谦的人格魅力所感动的不仅仅是当时的人，也感动了我们后人，告诉我们，做人应该做到怎么样。但是于谦的死亡却依然验证了一条铁律——越是完美的人越不得善终，前提是这个世界是黑暗的。

好，今天就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