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英雄（10）切·格瓦拉

——易经心理学互联网交流群微课第66次

主 讲：颜 浩（西山）

录音整理：辰悦

2019.1.9

今天我们就讲讲切·格瓦拉，反抗剥削阶级资本之恶的英雄。大家听应该听说过，有一个所谓的二八定律，说“社会上20%的人占有了80%的财富”。似乎在目前的世界上，大致来说就是这样一个规律。很多的成功学培训师，以这个二八规律来勉励或者是激励人们去追求成为那个20%的成员之一，去瓜分80%的财富。实际上仔细审视这个二八规律，一方面我们说它不见得是一条铁律，在一些国/家情况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在美国，实际上可以把它说成是一七律，就是10%的人拥有了70%的财富，可能财富更加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这些人被称为食利阶层，其中不乏资本大鳄。但美国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即使穷人都还有活路，还能够活下去，而富人当然可以说，全世界有很多顶级富豪都生活在美国，或拥有美国籍。财富的分配尽管悬殊，但是美国成功地建成了一个内部具有制衡力量的一个相对平衡的、稳定的社会体系。但在另外一些国家，财富分配这样悬殊有可能会点燃革/命的火种。其次我们说二八律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毕竟人们之间的财富传承积累、生活方式、阅历和知识体系、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都是有差异的。很自然的，有的人会成为追求财富的精英，而有的人只会追求公平和正义。财富在少数人手里边相对集中，而大部分人所得甚少，这种结构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着。自古以来，国王、政府，也都在努力地调节这样一种结构，向富人征税，或者要求富人捐款来弥补穷人的不足，这是一种温和的社会正义，这种温和的社会正义可以保证整个社会共同地发展，共同地前进。穷人的劳作可免于饥寒，富人的剥削不至于竭泽而渔。

财富相对集中，必然会形成资本，而资本是有生命力的，资本的生命力所遵循的却是一种最原始的野性的法则，那就是自我膨胀。资本的力量是需要被约束的，用法律、用税收、用某些鼓励政策改变它的投资取向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对资本进行约束，这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的、必须有的功能。一个成熟的社会，往往能够对资本有很适当的约束。那么，在一个国/家内被约束的资本要寻求进一步的扩张，它就会到这个国/家之外。近代的跨国公司就为资本的外部扩张提供了很好的渠道。在美国，国内资本看上去受到了一定的约束，但是资本却肆无忌惮地在国际范围内兴风作浪。在资本兴风作浪、大举扩张的过程中间，它们甚至可以谋杀总/统，操纵中央情报局，操纵他国经济，颠覆他国政体，在世界各地犯下累累的血案。中东的恐怖势力就是中央情报局一手扶植的，而背后则是资本的利益需求。美国在国内建立了资本和劳动人民之间的某种平衡体系，但它从来也没有真正地做到过对它的资本的海外行为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约束，因为美国的政/府，美国的领导人，他们在选举的时候就是被资本所操控的。很多时候，美国的国家利益其实是一张画皮，在背后就是赤裸裸的资本的利益。类似的情况，古已有之。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世界各地，这种情况尤为肆虐。它甚至吞噬了美国总/统肯尼迪先生。

人类历史上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对于资本，有着入木三分的认识和刻画。马克思理论成功地阻击了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吞噬，她化身为一场又一场，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行动和社会改良行动，使得代表全世界的劳动人民的左派政/治力量变得成熟和有作为。如马克思所曾经论述过，资本主义的兴起确实解放了生产力，使得全世界在资本主义的大潮中进入了近现代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流行和施虐，各个国/家贫富之间的差距，劳动人民的生存状况确实曾经出现过非常凄惨的状况，劳动人民被剥削、被掠夺、被侵害，非常的严重。这就是为什么人类为了自救，为了反抗资本之恶，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党人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切·格瓦拉是一位共@产/主义的英雄人物，一位理想主义者。但是在讲述切·格瓦拉的这个人物的时候，我想采用一种更人性的视角，或者说，我不能够放下以心理学视角来看待这个人物，而不仅仅是社会学的。

切·格瓦拉于1928年6月14号生于阿根廷，他后来成长为古巴共/和国古巴革/命武装力量主要的缔造者和领导人。切·格瓦拉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塞莉亚其实不是一个比较细心地母亲，在切格瓦拉父亲的传记《我的儿子，切》这本书里面提到一件事，就是这位母亲带着小小的格瓦拉，他那时候叫埃内斯托·格瓦拉去俱乐部游泳，天气很冷，孩子穿着湿淋淋的游泳衣冻得直打哆嗦，但是母亲却只顾自己游泳，根本就不在意。切格瓦拉因此而受寒，得了哮喘病，这个哮喘病伴随他的一生。其实哮喘病有一种心理学的意义，哮喘病往往意味着和母亲的关系存在着一种不和谐。哮喘病的症状表现是无法正常呼吸，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呼吸是一种非自主的，非常自然的，你根本就不会在意的行为，是身体的自然反应，呼吸是我们和这个世界的基本和谐。但是哮喘病人就失去了这份基本的和谐，他的病根在于母亲的关爱不够到位，以及和母亲之间存在着一种很难厘清的分歧。那么随着个人成长，母亲的意象在无形中就会扩大开去，成为一个人生命的背景，也就是说，他的境遇。在切·格瓦拉的一生中间，我们看到了他和他的境遇之间一再重复出现的纠葛和矛盾，就像他的哮喘病症状一样。

23岁那年，青年时代的格瓦拉决定休学一年，他和他的好友骑了一辆摩托车环游南美洲。他们的线路是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整个南美洲，经过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到达委内瑞拉。这种行万里路的豪情，它是不是在说，他背后其实有一个弃儿的身影呢？这次旅行中，切·格瓦拉真正地打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思想越来越成熟。他在秘鲁的一个麻风病人村曾经做过几个月的义工。他真正了解了被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吸血的拉丁美洲的贫穷与苦难，他的国际主义思想是在这次旅行中逐渐地成熟的。回到阿根廷以后，在日记中写道：“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切·格瓦拉的灵魂在这次旅行过程中得到了升华和改变。

旅行结束以后，他拼命地复习，1953年6月从医学院毕业，成为一名职业医生。1953年的7月7号，他决定开始第二次的拉美旅行——实际上他心怀大志，不能安心行医。在玻利维亚经历了一次革/命之后，格瓦拉从厄瓜多尔前往危地马拉。他在哥斯达黎加被拉美唯一的民/主国/家深深地打动了。其实拉丁美洲各个国/家所采取的政/治体制基本上都是模仿欧美，拥有民/主的框架。但是真正实现民/主和拥有民/主的框架是两回事，代议制民/主很容易被资本操控垄断。很多拉美国家其实被独/裁者、军政/府所统治着。1953年12月份，格瓦拉到达了危地马拉。危地马拉当时的左翼总/统阿本斯正在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个改/革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享受公平正义和各种福利。在这个过程中间，就需要去平衡资本和穷人之间的关系，去改善这个结构就要触动那些资本的利益，而当地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资本是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前面说到过，美国在国内建立了资本和穷人之间的一种制衡关系，但是却没有，甚至也不会去阻挡资本在海外的扩张和泛滥。所以当联合果品公司面临要被土地改革的压力卷入的时候，美国人就开始成为阻力。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洪都拉斯成立了一支由危地马拉军官阿玛斯领导的雇佣军，准备颠覆阿本斯的左派政/府。1954年6月，阿玛斯的雇佣军侵入危地马拉，总/统被迫辞职，政/府被颠覆，阿玛斯成为危地马拉的新总/统，并且开始对左翼人士进行残酷的镇压和迫害。美国中/央/情/报局也盯上了格瓦拉，把他作为一个危险份子来看待。在危地马拉的经历使格瓦拉认识到，如果要想造福人类，就必须要发动革/命，推翻反动的独/裁统治。正是在危地马拉，欧内斯托·格瓦拉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切”，这在当地语言中是亲热打招呼和“兄弟”的意思。

他逃亡到了墨西哥，在墨西哥结识了从古巴流亡过来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兄弟。他们彼此志同道合，观点相近，很快格瓦拉就加入了卡斯特罗名为“七·二六运动”军事组织。1956年的11月25号，“七·二六运动”的82名战士，挤在一艘小游艇上，从墨西哥开始驶往古巴，在古巴南部的奥连特省的一片沼泽地登陆，结果遭到了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军队的袭击，只有12个人在袭击中幸存下来。当时格瓦拉只是军队的医生，但在一次战斗中，当前面一个是药箱，另一个是子弹箱的时候，他扛起了子弹箱。这是一个象征，从这一刻起，他变成了一名战士。被打残的12个游击队员在马埃斯特腊山安顿下来，渐渐地他们得到了农民和工人的支持，队伍开始逐渐壮大。格瓦拉在战斗中表现出了超人的勇气和毅力，以及出色的战斗技巧，和对待敌人的冷酷无情。追随他的人越来越多。他得到了卡斯特罗的赞赏，很快就成为卡斯特罗最信赖的得力助手。古巴岛的形状像一把弯弯的镰刀，卡斯特罗带领的队伍从最远离首都的那个最大的省份开始，逐渐地逼近古巴首都哈瓦那。在这个过程中间，他跟古巴的自由派和民主派建立了一个战略同盟，他们多次打败了政/府军。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壮观，越来越大，最终他们向哈瓦那进军。

当革命胜利之后，格瓦拉被授予古巴公民的身份，并且被任命为一个军事监狱的检/察/长，负责清理和审判巴蒂斯塔时代的战犯，主要是一些政客和警察。这个时候，格瓦拉体现出他冷酷无情的一面来。他处死了很多人，有些人未经审判，还包括一些妇女家属。所以到九月份，他被解除了检/察/长的职务，而被任命为国/家银行行长，他的工作被调动了。他当上国/家银行行长以后，开始对古巴的经济体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私营企业收归国有，进行土地改革。在和美元资本的对抗中，他表现得很强硬，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发展方面，他基本上是向苏联、中国学习。但并没有出现大清洗杀害自己的同志等等异常行为。但格瓦拉是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我们不得不说，他在处理和遏制资本的罪恶的时候，他下手是很果断，很刚硬的，偏颇的，而不是温和的。他和卡斯特罗甚至觉得苏联的一些政策太温和，他们甚至希望能消灭货币，实行彻头彻尾的统一分配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就很乌托邦了，其实也会带来一些新型的社会不公，并为今后的进一步的发展制造障碍。当古巴遭到美国的经济封锁之后呢，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依赖就更深了，格瓦拉出面与苏联签订了贸易协定。古巴主要靠蔗糖支持经济运行。

在古巴导弹危机中，1962年，他是赴莫斯科谈判的古巴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并最终签署了同意苏联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的计划。他天真地认为，安置苏联的导弹可以捍卫古巴独立，使古巴免于遭受美国的侵略。他所不知道的是，古巴导弹危机几乎是要葬送整个人类的重大危机。幸好美国肯尼迪总/统和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都是有理智和人性的领导人，数次成功地抑制住好战的部下，才避免了几次擦枪走火，避免了核战争的爆发。可以说，格瓦拉作为一个左派的政/治家，在当时有些决定是轻率幼稚的。不过。美苏在古巴的对峙，确实也使得古巴免遭美国资本的颠覆。然而取代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新政体也并没有能给古巴人民带来期望中的繁荣富庶和幸福。相反，乌托邦思想的弊端倒是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切·格瓦拉在和苏联官员的交往中间，逐渐看到了一个特权阶层，这是他所非常不喜欢的。他厌恶、拒绝特权和腐败。同时也看到了在古巴的政/治体系里边，政/府官员里边也正在逐渐出现腐败和特权。其实从今天回顾历史来看的话，在当时的各共@产/党国/家里边，相对比较干净的、清廉的政/府，也就古巴、越南、南斯拉夫数国而已。其他国/家，多多少少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特权和腐败问题，个人崇拜，还有就是内部的大清洗，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正在逐步形成新的权贵阶层，这些权贵阶层迟早有一天不是被资本所收买，就是与资本相勾结，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切·格瓦拉决定放弃自己的高位和高薪重新投身于革/命运动中，他认为古巴革/命已经完成了，世界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于是他怀着一种革命理想，想要去拯救世界。于是他和卡斯特罗进行了一次长达十几小时的谈话，卡斯特罗最终同意他离开古巴，输出革命。

古巴革命的领导人卡斯特罗，这个人很特别，我认为他是一个品德高尚的，有基本人性的人，他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不太一样。虽然他也是比较左倾，思想上比较极端，但是他是一个敢于坦然承认自己的错误，知错能改的人。卡斯特罗也曾打击过一些过于追随苏联的政敌，但他只是判刑，没有杀害，不搞大清洗，而反腐败则很铁腕。他在国内搞建设，搞革/命的过程中，如果发现错误，他是敢于承担责任的，所以他在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另外，他对所谓的反革/命、反对力量，也不是采用赶尽杀绝的手段，还是给人留活路的。曾经有一次他把10万人，就是所谓的社会渣子吧，罪犯或者反对派，底层人士比如说妓女和皮条客等等，这样一些人给开关放行，允许他们逃亡美国。虽然说起来是他不想要这些“垃圾人口”，但是他毕竟给这些人以生活的出路，奔向自由女神。这些古巴人流亡到了美国迈阿密（美国对他们相对集中安置），在迈阿密形成了极为庞大的古巴人社区。

切·格瓦拉把目光转向非洲。补充说明一下，其实切·格瓦拉在古巴已经无法继续呆下去，虽然说也有他和卡斯特罗之间在政/治理念方面的分歧，但总的来说，他们没有太大的冲突。古巴随时欢迎他回去，并且也愿意成为他的一个家园。所以他离开古巴，在无意识层面上就像他的哮喘病一样，可能是和母体境遇关系的一种难以厘清的微妙冲突，他无法让自己在这个温暖的怀抱里边呆得太久。成为国际主义战士，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得已。他的弃儿以自我放逐的方式转化为行人。

他从坦桑尼亚穿越了坦噶尼喀湖，前往刚果。当时刚果游击队的领导人洛朗·德雷西·卡拉比，同意协助他训练游击队。但是不久，格瓦拉就拒绝了他的帮助，认为是没有意义的，他认为卡拉比思想太落后，“没有什么能让我相信他是一个现在的人”。格瓦拉向刚果的起义军队传授游击战术，他计划利用坦噶尼喀湖西岸解放区作为他的基地，训练刚果以及周边国家的革命武装。他不接地气，渐遭冷遇。

格瓦拉在非洲遭遇失败之后，他在战友们的劝说下离开了非洲。他本来是可以回到古巴的，但是他不甘心失败，决定在美洲他更加熟悉的地方去展开革命行动，于是他进入了玻利维亚，想要点燃革命的火种解放玻利维亚人民。一开始的时候，玻利维亚共@产/党也提供了支持和合作，但逐渐地他跟玻利维亚共@产/党之间也产生了分歧，就像他在刚果和刚果游击队领导人产生分歧一样。他可能无法觉察的是，在潜意识里面，他和他所处的境遇之间总是会出现这种不安和不合作。被孤立的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丛林里边，日子变得越来越艰难，支持和参加游击队的人越来越少，游击队的力量开始逐渐地瓦解，士兵开始逃跑。

有一个流亡迈阿密的古巴人叫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他成了切·格瓦拉的最终猎杀者。他参加了中/央情/报局，一直在追踪格瓦拉的踪迹。罗德里格斯带领一些逃亡的古巴人在玻利维亚建立了审讯室，抓住游击队的士兵以后，就进行残酷的刑讯逼供，来搜求格瓦拉的下落。终于有一天，一位逃兵告密，切·格瓦拉和他最后的50名战友在玻利维亚的一个山区小镇附近被逮捕。罗德里格斯希望格瓦拉活着以便押到巴拿马去审判，但是玻利维亚的总/统非常痛恨格瓦拉给他制造的麻烦，命令手下要当场处决格瓦拉。格瓦拉被捕的时候衣衫褴褛，脚上连靴子都不见了，罗德里格斯说：“即使我把他看成一个普通人，我都会为他感到难过。”切·格瓦拉坦然地面对自己被捕这个事实，并没有表现出惊慌和害怕，甚至还愉快地与抓捕他的军警合影。当玻利维亚当局决定处死他的时候，他虽然很失望，但仍勇敢地面对。军警们抽签决定谁来担当刽子手，这是一份脏活，他们要枪杀一个伟大的人。行刑的人非常地紧张害怕，切·格瓦拉指导他说：“你应该打我的胸部”。玻利维亚当局并没有尊重他的对手，他们把切·格瓦拉的双手切下来，然后把他的尸体秘密埋藏在一个军用飞机场里边。

他的死讯传到了古巴，古巴人民非常地悲痛。卡斯特罗为格瓦拉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把他树立为青年的楷模和人民的英雄。格瓦拉去世之后，他逐渐地被神化，世界各地的愤青们逐渐地开始崇拜格瓦拉，像他一样戴贝雷帽，抽雪茄烟。他成为摇滚青年的偶像，成为追求反叛和真诚做自己的一种文化符号。格瓦拉战斗过的玻利维亚当地的民众则相信格瓦拉是耶稣转世，他们在家里边供奉格瓦拉的相片，向他祈祷。格瓦拉坚定地忠实于自己的信仰，有点类似于宗教的色彩，使他成为各种各样的理想主义的代表。逐渐地格瓦拉成为人类集体记忆中真正的英雄。确实是，他就像一个真正的英雄一样，矢志不渝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从来没有妥协过。他真诚地信仰共@产/主义。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执着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以至于他被历史学家称为红色的罗宾汉，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在文学家那里，他被称为“尘世的基督”，复活的普罗米修斯，拉丁美洲的浮士德。在他身上确实闪耀着一种伟大的神性，这种英雄气一直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做一个真实的人，不屈从于境遇的左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他是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很少见的英雄之一。但周/恩/来认为格瓦拉的做法是干涉他国内政的左倾盲动，是不成熟的表现，这也是一份真知灼见。他拥有英雄的灵魂，但行事则很不现实。

他的生平，他的事迹，他的存在，也在提醒我们要警惕资本之恶，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平衡的政治体系，资本是一定会作恶的。但是，如果只是简单地、粗暴地斩断资本之手，予以没收，这并不能够成功地解决资本之恶，甚至并不足以有效地遏制资本之恶。相反，它会形成另外一种恶，这种恶可能会造成大饥荒，清洗消灭不同意见的同志，杀戮过度，平均主义，政治谎言，普遍的贫困和人/权的缺失。一个极/权的政/府迟早会被国际资本通过贿买和腐蚀予以操纵，因为它是高效的资本扩张工具，它如果不合作，则可能被颠覆。在不同的时代，资本可能颠覆一个民主国/家扶植极/权主义，也可能坑掉一个不合作的独裁者以扫清障碍，还可能挑拨民族感情资助分裂势力肢解一个国/家从中渔利。它没有道德标准，只有利益诉求，就像人类的性本能，管好了是爱的源泉，管不好是原罪和万恶之首。但资本的本质却是人类财富的积累。驾驭好资本，需要有健全的社会制度，要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和观念。资本自身是逐利的，并不能清醒地意识到当它吞噬一切就会象失去燃料的火焰那样死去——持有资本的资本家们虽然清醒地知道这个后果，但仍然希望在彼此的角逐中切到最大的蛋糕——所以个体的清醒并不代表整体有智慧。他们需要另外的团体来制衡，那只能是他们的对立面劳动人民。不论政治体制倾向如何，世界历史上但凡能把资本家和劳动人民团结起来，建立很好的权益制衡和阶层合作的国/家，都会富强。即使达成短暂的和谐也会带来经济的繁荣，比如纳/粹德国。但一个国/家富强了，住在这个国/家的资本怪兽就会利用国/家的富强向国外扩张，甚至不惜挑起世界大战，最温和的形式也是贸易战。反过来，人民群众也可能以令人大跌眼镜的选票公投、每周六满大街的黄马甲、冲击大使/馆的游行示威和巴黎公社式的暴动来回击资本怪兽的压力。

有些政/府能控制资本在本国的危害，却不会积极控制它危害他国，因为在国/家背后，有着各国资本的竞争。给资本怪兽套上笼头，让它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个恐怕需要全世界各国政/府的紧密合作。无论哪国政/府，如果被资本操控，就会成为作恶的工具，必然会危害本国人民，威胁到人民的利益和福祉，也会使得国家之间的合作，成为一纸空谈，无法实施。那么，当资本之恶肆虐的时候，最终能够抗暴的，能够抵御资本的最后一道防线，恐怕就是英雄格瓦拉所拥有的思想和精神了，也就是说，他所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思潮。但人类也发现，当红色幽灵扫荡一切之后，生活的重建依然需要资本的参与。我们需要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寻找到一条温和的中间道路，才能更好地发展社会，发展民生，造福于最广泛意义上的人民，即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