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妍——读梁晓声小说《泯灭》

                                
   《泯灭》的核心是吴妍。
    因为厌倦历史文化的重负而叛逆，并使自己选择毫无成就可言的人生下坡路和一个满脑子离经叛道思想的翟子卿作为丈夫，然而后者所代表的势力和价值观念又都是她与生俱来便鄙薄的。她成了无所皈依的游魂。
    如果因此而认为她真的一无所有、无所适从，那就过于简单了。她是个“成熟而好看的女人”，这不仅仅是表面，她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健全的灵魂，宽容、豁达的人生态度，充满智慧的、灵活的处世哲学，纯洁的、可以说是贤淑的传统美德。她对万物千事有着近乎悲悯的同情心和深刻的理解。她以一个“自己的家”和一帧女战神挂历捍卫着自己的尊严和人格的独立。她的生活可称为“都市隐者”的生活，她是个平和可亲的精神贵族，最后的贵族。她的一生短暂，却悟透了红尘，光华内敛，只有同样具备悟性的人才能偶尔被照亮。
    另外两个人，两个索取得多而给予却少的男人，至少未能尽到保护的责任。“我”（梁晓声自称）和翟子卿所代表的其实正是她所叛离和厌弃而无法彻底摆脱的两个方面：文化和金钱。
    面对吴妍，我不愿谈起我们传统文化和当代主流文化的瑰丽和优秀。我在本文中要阐述她的衰落、腐朽、阴暗和虚伪、专横。在中国，秦以来文化就彻底沦落为政治的婢女，只有在三个黄金时代才闪烁一些自由的光辉（春秋战国、盛唐、民国时期）。春秋战国文化得益于战乱时期多头政治格局下的百花齐放，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盛唐文化的繁荣得益于政治开明、经济开放、六朝士族文化、佛教文化的总结和民族的大融合，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巅峰；民国时期以“五•四运动”为高潮的新文化运动，在基本否定传统文化的前提下的空前自由得益于西方文化冲击，是当代主流文化的肇始。但必须说明当代主流文化对传统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回归，或者说继承，是“中体西用”。中国文化的沿革中，始终有些不变的整体特征，有其为虎作伥的一面，常常表里不一，夜郎自大。中国文化表现在发达而清晰的伦理界限上，表现在森严的等级观念上，表现在芜杂的鬼神信仰上，表现在不平等和丑恶的两性关系上。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以政治核心（而不是宗教）为核心的官本位文化，认同君对臣的压迫、官对民的压迫、父对子的压迫、夫对妇的压迫、男对女的压迫，天经地义，是宿命和因果，万世不易。孔孟教义一开始就否定了父子之亲长幼之爱中双方的平等，最终导致了人在社会中的排序。中国文化氛围中个体是渺小的，她只关心群体共同命运，所以特别便于统治者操纵利用。以儒教文化为内核的中国文化过于的强烈的道德倾向正是其走向虚伪专横的前提。寻根溯源，“仁”（推己及人）、“恕”（将心比心）和“义”（自我牺牲）三个概念的发现应该顺理成章地产生尊重他人、人人平等的理念才对，但在世俗王权强大的中国，儒者经世济用的热忱和统治者的压力却使她选择了另外的走向：“忠”（一个中心）、“孝”（为老养子）和“礼”（人际规则）。这些概念就象“智”、“信”、“勇”一样本是“仁”、“义”、“恕”的派生，在层次上甚至更加外围些（“忠”和“孝”没有列入理论上的四德，四德为“仁义礼智”，“恕”则最终被遗忘，只属于软弱而善良的人，比如吴妍。），却最终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成分。因此在中国文化环境里，人的个体受到的冷落和伤害是明显的，失望也是自然的。因为这种强烈的道德倾向令人难以忍受又不好反对，于是道家的隐逸、佛教的虚无先后补充进来，使中国文化最后定型。除了真正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儒者，普通人为了生存，只可以伪装积极进取从政治核心分一杯羹，或借助佛道思想麻痹自己和逃遁，却惟独不能伸张个人生存的权利，主持人间的正义。中国文化必然走向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