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妍——读梁晓声小说《泯灭》

       《泯灭》的核心是吴妍。

       因为厌倦历史文化的重负而叛逆，并使自己选择毫无成就可言的人生下坡路和一个满脑子离经叛道思想的翟子卿作为丈夫，然而后者所代表的势力和价值观念又都是她与生俱来便鄙薄的。她成了无所皈依的游魂。

       如果因此而认为她真的一无所有、无所适从，那就过于简单了。她是个“成熟而好看的女人”，这不仅仅是表面，她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健全的灵魂，宽容、豁达的人生态度，充满智慧的、灵活的处世哲学，纯洁的、可以说是贤淑的传统美德。她对万物千事有着近乎悲悯的同情心和深刻的理解。她以一个“自己的家”和一帧女战神挂历捍卫着自己的尊严和人格的独立。她的生活可称为“都市隐者”的生活，她是个平和可亲的精神贵族，最后的贵族。她的一生短暂，却悟透了红尘，光华内敛，只有同样具备悟性的人才能偶尔被照亮。

       另外两个人，两个索取得多而给予却少的男人，至少未能尽到保护的责任。“我”（梁晓声自称）和翟子卿所代表的其实正是她所叛离和厌弃而无法彻底摆脱的两个方面：文化和金钱。

       面对吴妍，我不愿谈起我们传统文化和当代主流文化的瑰丽和优秀。我在本文中要阐述她的衰落、腐朽、阴暗和虚伪、专横。在中国，秦以来文化就彻底沦落为政治的婢女，只有在三个黄金时代才闪烁一些自由的光辉（春秋战国、盛唐、民国时期）。春秋战国文化得益于战乱时期多头政治格局下的百花齐放，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盛唐文化的繁荣得益于政治开明、经济开放、六朝士族文化、佛教文化的总结和民族的大融合，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巅峰；民国时期以“五·四运动”为高潮的新文化运动，在基本否定传统文化的前提下的空前自由得益于西方文化冲击，是当代主流文化的肇始。但必须说明当代主流文化对传统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回归，或者说继承，是“中体西用”。中国文化的沿革中，始终有些不变的整体特征，有其为虎作伥的一面，常常表里不一，夜郎自大。中国文化表现在发达而清晰的伦理界限上，表现在森严的等级观念上，表现在芜杂的鬼神信仰上，表现在不平等和丑恶的两性关系上。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以政治核心（而不是宗教）为核心的官本位文化，认同君对臣的压迫、官对民的压迫、父对子的压迫、夫对妇的压迫、男对女的压迫，天经地义，是宿命和因果，万世不易。孔孟教义一开始就否定了父子之亲长幼之爱中双方的平等，最终导致了人在社会中的排序。中国文化氛围中个体是渺小的，她只关心群体共同命运，所以特别便于统治者操纵利用。以儒教文化为内核的中国文化过于的强烈的道德倾向正是其走向虚伪专横的前提。寻根溯源，“仁”（推己及人）、“恕”（将心比心）和“义”（自我牺牲）三个概念的发现应该顺理成章地产生尊重他人、人人平等的理念才对，但在世俗王权强大的中国，儒者经世济用的热忱和统治者的压力却使她选择了另外的走向：“忠”（一个中心）、“孝”（为老养子）和“礼”（人际规则）。这些概念就象“智”、“信”、“勇”一样本是“仁”、“义”、“恕”的派生，在层次上甚至更加外围些（“忠”和“孝”没有列入理论上的四德，四德为“仁义礼智”，“恕”则最终被遗忘，只属于软弱而善良的人，比如吴妍。），却最终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成分。因此在中国文化环境里，人的个体受到的冷落和伤害是明显的，失望也是自然的。因为这种强烈的道德倾向令人难以忍受又不好反对，于是道家的隐逸、佛教的虚无先后补充进来，使中国文化最后定型。除了真正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儒者，普通人为了生存，只可以伪装积极进取从政治核心分一杯羹，或借助佛道思想麻痹自己和逃遁，却惟独不能伸张个人生存的权利，主持人间的正义。中国文化必然走向虚伪。

       这种文化的继承人或受害者之一的“我”因此而有如下表现：一，内心贪慕金钱却表现睥睨物质财富，在麻痹的状态下也确实表现出真实的“甘于清贫”的愿望（甘于清贫者多数是伪装，少数是麻痹，极个别是自觉自愿！）；二，渴望爱欲但又压抑自己，试图说服自己当“正人君子”而不成功；三，已经投入爱河之后却又无情无义、武断卤莽地抽身逃逸，怕负责任，因而伤害了吴妍的真情；四，想承担责任，实际上处于恐惧犹豫中；五，斯文扫地的特殊时代里保持着虚骄的自尊，却又无法克服在金钱面前的自卑，无法避免对他人的妒嫉。“我”的表现令人联想起基督教的“十宗罪”。

     面对吴妍，我同样也不愿和不必谈起金钱的种种好处。作为一般等价物，金钱是经济的基本元素。富有是美好的，不言而喻。但若有钱人以金钱为魔杖攫取更大利益时，金钱同样在为虎作伥，许多人因此而受到伤害。吴妍就是其中一个。金钱的势力表现在翟子卿身上如果仅仅是物质也就罢了，不幸地还是思想，这就与有头脑的吴妍形成了直接和正面的对抗。

       金钱的势力是谋杀吴妍的直接凶手，而文化是间接的凶手。吴妍的死看似偶然，其实必然。她死于翟子卿对金钱的强烈欲望，而从文化的角度，吴妍怀了丈夫之外的男人的孩子，也是“该死”的罪行。吴妍的死是金钱和文化联手作案，一个是“狼青”，一个是“黑背”。(翟子卿豢养的两条狼狗，最终吃掉亲人。)

       能让人吁口气的是两方面的代表都向吴妍表示过忏悔。吴妍洗涤了“我”的灵魂，洗去了作为文化人的腐酸气息，作者对“我”的灵魂拷问极为严厉，篇幅很大。“我”最终得救，变得实在、宽容和健康。翟子卿在与“我”的观念冲突中几乎要征服“我”了，而最终未能得手，正是因为吴妍对“我”的精神支撑。吴妍就象一道符咒在“我”和翟子卿的生活中发挥着作用。

在接二连三的生意失败的打击之后，翟子卿回到吴妍身边，几乎是浪子回头。但对一个有思想的“拜金主义”者，吴妍这道“符咒”力量毕竟有限。文化的毒素使人精神委琐、个性消磨；金钱的毒素则使人贪欲膨胀、灵魂苍白。承受不住灭门之祸的打击，一向强健的翟子卿只有以疯人院为归宿，因为苍白的灵魂没有自我救赎的可能。

当然从小说的角度，翟子卿、吴妍的死亡情节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不足以支撑其背景寓意。如果情节安排上让吴妍承受的生存道德压力更加社会化一点，让翟子卿的失败更加人际化一点，让他们“身败名裂”而死，更能触动读者对文化和金钱的反思。两只狼犬象征意义固然好，却阻止读者的思路向纵深发展，只到唏嘘流泪为止。

       回到《泯灭》的主题，我要问：什么东西泯灭了？什么东西疯狂地滋长着？泯灭的都是真善美吗？滋长的都是假丑恶吗？

       其实未必。虽然当代社会肌体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全民素质较低，空洞说教和物欲横流并列，但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文化观念上的思想解放还是卓有成效的。罪恶的贫困开始得到抑制和扭转，教育总体上走向平民化。《泯灭》的时代背景虽然不尽如人意，却也存在着希望。应该看到中国文化也在变化之中，其虚伪正受到无情的亵弄，其专横正受到勇敢的抵制，其大而无当正逐步改变，其腐朽正受到清理。每个有良知的文化人都在不同的层面上作出自己的贡献，甚至并不是自觉的。一个准开放的社会就能拥有一定的自我诊断和自我护理能力，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能自我治疗。这是我对人类的信心，也是对中国的信心。变化不等于泯灭，存在也不会无限滋长。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度，人类群体的理性和良知决不会听任某些东西滋长到危及整体生存，但允许淘汰个体，这种滋长是被宽容的，是平衡和丰富的需要。永远与假丑恶斗争，但永远不要去消灭假丑恶，事实上也做不到。被假丑恶吞噬的个体是牺牲者，是值得纪念的人。

       谨以本文纪念吴妍。

                                                颜浩  1995.7.3.江阴